当前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莫过于经济与社会转型。面对内需不振、产业失衡、收入不均等经济与社会新现象、新问题，基于对税收调节机制作用的认知，国家提出了结构性减税的改革策略，期望能够以此推动经济与社会转型。但对于如何科学理解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含义，正确把握结构性减税的内涵，通过减税手段真正实现转型目标，各界有不同看法，笔者在这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参考和针砭。

    经济与社会转型的深刻内涵

    笔者认为，必须将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放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考量，才能准确把握转型的性质与内容。根据“一元两级分阶段”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是唯物的一元决定性因素；在不同地区，受历史传统影响，现代化往往会采用不同生产方式、甚至是两种对立模式（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启动，这是二元对立的现代化矛盾运行方式；基于不同传统启动的现代化模式，决定了各地区必须经过一个衡平矫正过程（比如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现代经济与社会的成熟与稳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分阶段现代化过程。

    如果我们将现代化分为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层次，结合前述现代化理论，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实际上蕴含两项历史使命：一是深化政府与市场等关系改革以完善工业现代化，二是积极引导创新以启动信息现代化。深刻理解这些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回到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点上，在宏观、中观与微观等各个层面，把结构性减税政策分解于“打造信息经济”和“建设和谐社会”两大任务之中，以扎实推动经济与社会转型战略目标的实现。

    结构性减税有利于打造信息经济

    经济的根本在于效率和福利。当前我国的转型首先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其本质就是增强当前生产关系对新型生产力的适应性，提高经济效率。不管是产业升级，还是生产力水平升级，都热切呼唤信息经济。信息的价值不但体现在创新，提高效率，节省能源和资源，而且最终体现在效率与福利上。就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而言，信息经济建设的出发点虽然是提高效率，但其结果和归宿在于给全社会提供最大、最基础的经济公平。

    信息经济的效率有赖于政府引导和支持，但根本在于广大民间自发生成。因此，以结构性减税推进信息经济发展，首先应深刻理解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脚点，即减税的战略性目标。从1998年开始，我国的税收增长速度一直保持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态势。实际上，在“十五”和“十一五”的大部分时间，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在此期间，国家税收的增长速度却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宏观税负问题受到各界的热切关注。可见，合理降低政府税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重，应是结构性减税要解决的宏观性问题。

    从税制改革而言，我国已经完成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总体性降低和对高新企业、中小企业优惠制度的完善，以及当前着力推进的有利于经济创新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着眼点都是提高企业留存收益，增加其资源投入自由度，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全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率问题。因此，规范后的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降低，实际上也是最大的结构性调整，可以重新调整政府与民间的资源基础配置，从根本上实现二者之间的资源均衡。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基础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存在的问题，成为国家增加税收的重要依据，但总体上必须以战略性减税为起点，深化市场化改革。这是因为，在工业性现代化建设中，政府的替代性效应降低，需着力推动创新性信息经济建设，以让利于民的方式为创新提供实质性支持。这样可以使得民间主体发展后顾无忧、前引有力，同时实现政府功能适应新经济的再调整，使政府在成熟的现代经济中，从主导性参与转换为指导性参与，做到政府角色既不越位、不错位，也不缺位。

    结构性减税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是营造公平的生活环境，实现公平的效率。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越来越多地面临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政府层级、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和挑战。应通过税制的结构性调整，矫正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

    在此意义上，结构性减税应强调结构性调整，既包括税制结构的调整，也包括促进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优化。如果说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调整是宏观层面的调整，那么中央与地方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税收关系的调整就是中观层面的调整。有目的地进行有增有减的税制改革也是结构性减税要解决的问题。在中观层面，首先可以作出的重大调整在于税制结构方面。因为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的直接税比以流转税为主的间接税更能够缓解整体税制的累退性并增强社会公平性。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利于税收在收入分配调节、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一系列重大经济转型任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可以针对不同矛盾，在税种结构方面作出具体调整。比如，增值税“扩围”之于不同产业、资源环境税调整之于东部与西部、房产税改革之于炒房者与住房者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均深刻涉及各方利益调整和税制体系的完善问题。通过这种系统的结构性调整，可以建立融“高效资源配置、公平收入分配与稳定经济发展”于一体的功能齐全的税制体系，进而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微观层面，结构性减税应主要致力于居民收入分配的第二次调整。通过所得税、财产税和消费税等税种内部的结构性设计，调节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差距。虽然这只是税种内部的结构调整，但其公平性目标最为直接，效果会最明显、最易为人们所感知。

---中国税务报